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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社会主义的末期,可能再次回归爱情与婚姻分离

检测到当前的一个“标志位”是,在北京等大都市女性择偶已经提出了“五年纳税证明”条件,这本来是银行业审核客户财力的“技术指标”,现在被用到购房权利分配,后用来确定择偶标准。其实哪位女性愿意在马路上叫床呢?

在当前中国社会财富分配趋势下,达不到这个标准的男性必然越来越多,也就是说这些男性被排斥在选择之外。达到、或超过这个标准的男性只是及其少数,女性要想与其结婚就必须经过残酷的竞争。在当今世界,除了一些政教合一国家,都会在法律上施行“一夫一妻”制度。结果就是,达标的男人很快就被争夺一空,竞争失利的女性只有苦苦等待那些男人中有人离异或丧偶。那么,在这段可能很漫长的等待时间她们怎么办?这些“剩女”可能有人要等数十年,育龄期都过了,真的会人老珠黄。

在从前的社会阶段,也出现过爱情与婚姻分离的社会关系。那时是允许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,就是达标男性拥有“妻”和“妾”几个女人,其妻与他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关系,其妾与他是爱情关系。在中国古代的婚姻中讲究门当户对,也就是经济地位相匹配,爱不爱并不重要,绝大多数夫妻在“洞房”揭“罩头红”前根本不知道对方相貌,而且是刚过初潮不久的女人面对未成年的男孩,所以其婚姻是纯经济关系;男人与妾的关系却完全不同,男孩慢慢长大,渐渐积累和掌握了财富,也发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,男人就将她娶回家,置于妻的地位之下,男人一般会比这个貌美的女孩大好多,妾不具备完整的家庭成员资格,男人与妾的关系纯粹是爱情关系。     在社会主义建立初期,为了推行一夫一妻,要求男人“多选一”,这些男人绝大多数选择了抛妻留妾。爱情的力量!     在社会主义中期,邓小平在民国78年做的事引起国际公愤,为了缓解其压力,对国际社会采取”分化”  策略,就是将党对人民专政收益分给在华投资商一部分。另外,在国内财富重新分配策略上,毛泽东时代通过公有化进程将党外人员的资产收归国有,邓小平再次将这些资产重新分配到党内人士。这些党内人士受益于改革开放,国外奸商受益于改革开放,在中华大地上为自己积累了巨额财富。而这时,他们的原配妻子已经人老珠黄,不再符合丈夫的需求。他们的夫妻结合,大多不属于爱情结合,而是基于政治成分、学历、专业、同事等等经济的结合。

这样,这些成功人士遇到一个困境:国家没有修改《婚姻法》的“一夫一妻”条款,而他们又迫切需要另外一个更加年轻漂亮的女性。我们不得不承认,这些最先富起来的人确实聪明。他们找到了答案,就是与前妻“协议离婚”,给前妻买下洋房别墅、分得巨额财产,使其衣食无忧;将子女归妻子抚养,这样成年子女可以不用改姓,自己与新妻结婚后可以继续“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小孩”。前妻本来就不是那种相貌可以吸引异性者,而且已经人老珠黄,他仍然会隔三差五的到前妻那里住一晚上。这些现象在一些企业家、党政领导人中普遍,在大学教授、专家中也层出不穷。北京某法院曾经受理这样一起民事诉讼案:北京体育大学某教职人员带后妻去医院、巧遇前妻,在叙旧过程中得知前妻来医院是做X光透视,其医院操作人员是男性、而且要求脱得衣服过多。她们的丈夫大怒,拉出那个肇事者、一拳打断鼻梁。

对于女性来讲,这个世界上本来不缺男性,缺的是比自己经济地位高、或者能力强、而且被自己吸引的男人,这就麻烦了。在一些打零剩女中,好多是高学历者,却希望搞到一个比她们还要强的男人,又有几个女人不希望趁着结婚捞一把?她们本来已经是佼佼者,比她们强的男性会更少,而且这些比她们强的男人却不会在乎女性学历比自己低,所以她们可选择的空间很小。

随着社会主义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,无望结婚的男人呈爆炸性增长;随着社会主义财富向极少数人的加速集聚,女性等待结婚的时间会更长。这些越来越多的剩男剩女,如何打发自己的青春?

也许婚姻与爱情的分离才是社会主义后期的权宜方案。那0.4%的佼佼者中 ,男人既可以得到爱情、又可以结婚;一些经济条件好、面貌诱人的女性先结婚,差一些的等待接力。那99.6%的人中的相当一部分男人结婚无望,也许可以将爱无偿奉献给尚未结婚的女人;这些等待接力的女人先享受那些无望结婚男人的爱,等她们等到结婚的机会后再与爱自己的男人分手,与自己结婚的男人未必是自己所爱的、也未必真的爱自己。

 

我只是一个飘忽的灵魂,看着分分合合、幽幽怨怨,雨夜的凄寒使我无心、也无力帮助大家。

日后如果你遇到哪位男士,他爱自己的女人而不能与其结婚、或者他得不到自己爱的人,请你告诉他求神之路:

先找到那位圣人、或者那些圣人,如果找不到的话,就自己先做圣人应该做的事;

只有圣人才能找到那位凡人;

那位凡人、或者那些凡人可以封神,或者说凡人可以创造众神,凡人因为封神而自己不是神;

只有神才能救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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